作者：Jomo Kwame Sundaram，联合国前官员、马来西亚经济学家、亚太智库研究员
编译：亚太日报 张瑀轩
近日，随着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，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更为直接和强硬的特征，在经济、规则及国际关系中的施压手段明显增加。
自2008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已明显放缓，多数发达经济体提高贸易壁垒。美国近年来通过单边制裁和加征关税扩大影响，并将相关措施作为谈判工具，以争取更有利条件。2025年4月，美国政府提出“对等关税”政策，理由是部分国家对美存在贸易顺差。与此同时，美国长期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成员任命，使争端解决机制运作受限。
据悉，美国持续吸引欧洲、日本及海湾国家资金流入，但相关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，对实体经济带动有限，同时推高资产价格波动风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对外施压在盟友中引发不满，但对部分强势对手影响有限。
宏观经济层面，全球经济在疫情冲击后复苏乏力，制裁与关税推高生产成本，加剧通胀压力。部分国家在经济低迷时期削减支出，被认为进一步削弱增长动力。美联储通过加息应对通胀，并逐步结束长期宽松政策，对全球利率环境产生影响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处理国际事务，以单独磋商方式强化自身优势。这种模式在增加政策灵活性的同时，也提升了不确定性，对全球投资和经济增长形成压力。
此外，美国推进“美国优先”政策，对多边机制采取选择性参与。2025年初，美国宣布退出66个被认为“不符合国家利益”的国际组织，但仍保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关键机构中的核心地位，以维持制度性影响力。
美国在军事优势之外，进一步强化对经济规则、供应链及金融体系的运用。与此同时，对外援助体系及相关项目的调整，使传统依赖的“软实力”手段有所收缩。
当前，全球多国对国际经济与治理环境变化保持关注。经济一体化与规则体系的运用方式正在发生变化，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，全球投资与增长前景仍面临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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